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弘扬大学的学术创新精神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1.以强化科研地位为起点

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一直是大学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有人把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科研是源，教学是流；科研储能，教学做功。”只有突出科研的先导地位，才能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不断把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引入教学过程，提高教学质量。

这就要求大学教师做好以下三点:首先，要以扎扎实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和较高的学术水平，及时让学生了解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就，逐渐把学生引领到科学发展的前沿。很难想象没有一定研究能力的大学教师会有学术创新的精神。其次，基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的基本理念，教师的讲授和练习都应有一定难度，让学生感到其中的吸引力，生成探求未知的内在动机。最后，以强化学生的逆向思维、立体思维、发散思维、右脑思维为突破口，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教学与科研是相互作用的，教学同样促进科研。在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往往会激发教师思维的火花，甚至引起重大的科技进步。物理学家普朗克在讲授黑体辐射能量平衡问题时，发现已有公式不能解释实验事实，于是放弃原有的概念，引入普朗克常数和能量分离的概念，为量子力学奠定了基础。正因为如此，曾培养过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洛克菲勒研究所，于1965年组建为洛克菲勒大学。强调科研并非主张教师纯粹地搞科研，而是把教学与科研二者结合，相得益彰。

2.以建设通识课程为基础

如果大学过分强调专业教育，就难以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不利于学术创新。具有重大影响的原创性成果都是学科相互渗透的结果。正是由于不同学科知识的撞击，不同文化的融合，才成就了一个又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但在当前大学的科学研究中，人们往往固守自己的学术领地。这既与“文人相轻”的陈旧思想有关，也有中学文理分科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的高校课程体系不利于大师的成长，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的课程体系，重构学术创新的基础，已成为当务之急。

早在上个世纪，蔡元培就反对文理分科。梅贻琦则主张，大学教育应“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特别是要求学生具有自然、社会与人类三方面结合的知识、技能与素养。竺可桢特别强调通才教育，认为基础学科比专业知识更重要，在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13年中，理工科学生可选读唐宋诗词，文学院学生可选读微积分、地学通论、物理学等。杨叔子是机械学科博士生导师，他的学生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时，首先要背诵《老子》等经典书目。麻省理工学院大学生共需修完360学分，其中基础课占180分；在专业性课中，专业基础课又占60%以上，该校培养出了众多的创造性人才。当代我国大学很少出现大师级人物，其根本原因就是缺少中西结合、文理兼通的教育背景。对于当前的大学生而言，诗化教育与音乐陶冶更应该成为通识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能忘记，中国最繁荣昌盛、有创造力的朝代是诗化的唐朝，因为诗歌是想象力与创造力的载体；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独创性的物理学家大都是音乐家，因为一个懂音乐的物理学家看到的是一个雄浑浩博的、立体的世界，一个不懂音乐的物理学家看到的是一个单调的、平面的世界。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社会行业不断发生变化，大学的课程体系应由学科课程过渡为通识课程，培养目标应由高质量的专门人才转变为有创造精神的复合型人才。近年来我国部分高校实行自主招生，许多所谓的“怪才”被名牌大学录取。但大学三年级就被破格录取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的著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却不赞成招“怪才”，他认为平行发展才最重要，仅仅数学好，其他科目不行，不可能成为数学家。丘成桐本身就是很好的榜样，除了数学之外，他经常阅读文学、诗词、宗教等方面的书籍。为使大学的通识课程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建议高中应开设代表中国特色的选修课程。钱理群先生主张高中应开设代表民族文化精华的四门选修课:

(1)道家的《庄子》和儒家的《论语》，它代表中国文化源头；

(2)《唐诗》，它代表中华民族青春时期成熟的民族精神；

(3)《红楼梦》，它是民族文化总结性的百科全书；

(4)鲁迅作品，它开创了现代文化。只有在通识课程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才具有良好的学术创新精神的基础。

3.以培养人文精神为关键

人文精神是对自身命运的理解和把握，对人的价值及生存意义的关注，一般表现为文化能力、伦理情怀、精神价值等。一个研究者不仅要有研究的能力，更要明确为谁研究、为什么研究以及对社会的意义。这是学术创新的原动力。因为学术创造需要坚韧不拔的意志力，没有人文精神的背景，也就丧失了学术创新的基本条件。科学与人文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具有内在的密切联系。真正的学术创新都基于一定的文化传统，需要伦理情怀的支撑和明确的精神追求。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既有经济困难，又有政治压力，仍然获得一些理论物理与化学方面的诺贝尔奖，这与苏联一贯重视文学、音乐、舞蹈有很大的关系。诺贝尔奖获得者大都是具有丰富人文情怀的思想者。人文精神的生成是培植大学学术创新精神的基础。

近些年来，我国大学普遍采用丰富多样的形式，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强化倍受轻视的文史哲和艺术教育，尤其加强对本国文化元典的热衷与体悟。这是非常必要的，但人文知识绝不等于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在获得人文知识的过程中，逐渐生成的对自然与社会的不懈追求与生命体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学者的高尚人格。钱钟书先生正是从未忘记一个学者的历史使命，具备“不走冷门，不投热机，不计利钝，不易操守”的人文精神，一心一意搞研究，才写出《管锥编》、《谈艺录》等享有世界声誉的不朽论著。爱因斯坦之所以具有极高的创造力，也是因为人文精神一直在支配着他。他明确地把“人文学科”推荐给人们，呼吁学生要了解人们的动机、幻想和痛苦。因此，我们应从古今中外的文化宝库中，精选饱含人文精神的经典案例，借以陶冶学生性情，养成高尚的品格。另外，不仅要让大学生了解科学家的研究与发现过程，还要洞悉伴随他们研究的心路历程，培养学生对知名科学家人格魅力的向往之情。

4.以改革评价方式为核心

仅有良好的学术创造氛围、完善的通识课程体系和独特的人文精神，但仍采用传统的教育评价方式，大学的学术创新精神还是不能真正生成。长期以来，由于受唯分数至上的教育评价影响，中国的教育已形成一种僵化机制，如小学被称为“听话教育”，中学是“分数教育”，大学是“知识教育”。大学名为创造的源泉，但以检查学生知识再现的“有书可对”的考试，与中小学考试没有什么区别，都是考查机械记忆，而很少进行批判性的理解和深层次的思考。

这只能锻炼学生的记忆力，而创造天赋则被逐渐扼杀。由于唯标准答案的教学评价的影响，教师组织学生讨论总是令人失望，大学生很少提出问题，缺乏争鸣的意识和辩论的习惯。传统的评价方式，强化了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也使学生对学习产生了厌烦情绪。当前大学生就业应聘时，所能展示的大多是英语、计算机等级证书，再加一张成绩单。鉴于此，要逐渐构建发展性教育评价体系，培养学生主动探索与自我建构的能力。在教学评价上，可尝试如下改革:对于文科学生，应尝试逐渐采用开卷的论文考试方式。写一篇高质量的论文，不能局限于一本教科书，而应自己选题，查阅资料，并加以分析、概括，提出自己的观点、见解，论文写作的过程正是学术创造的生成过程。对于理工科学生，应重点考察其实验设计、发明创造以及科学思维方法的形成。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教师讲解不应受教材的局限，而应广泛涉猎，并随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充实到教学中去，以构建开放式的课程资源。教师要经常开设一些专题性的学术研究报告，介绍大思想家大科学家的研究方法和最新研究成果。教师的讲解也应做相应的改变，抛弃照本宣科的灌输式教学方法，代之以研讨与对话，使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相互启发，逐渐培养学生独立的研究能力。此时，学生接受的不再是僵化的结论，而是不断思考的流程。

(2)学生应为学术而来，在教师的指导下，科研早起步，以一种不断探究的心态对待新知。可把大学四年划分为三个阶段，大一阶段以学好外语、计算机等基础课程为主，并找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大二、大三阶段，根据问题，呼吸不同的新鲜空气，以分析和批判的态度博览群书，潜心思考，必要时求得名师的指导；大四阶段完成高质量的毕业论文，至少在离校前向全校(班)做一场学术报告。

(3)图书馆不再是书籍的仓库或电子版材料的陈列室，而是动态的即时信息:既是世界上最前沿信息的检索大厅，也是国内外学者的报告厅，还是研究者最新的科研方案、思路与成果的展览厅。让教师与学生生活在学术“场域”中，每人都保持探究的心态，每时都有探讨的问题，每天都有创造的冲动。此时的大学成为名副其实的学术创造的发源地和“加工厂”。

总之，当人们为了大学的经济功能而追求规模效益时，应把学术创新精神作为大学的生存之道。大学的生存在于为人们提供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刺激人们对未知领域的不断追求；大学的价值不是为了近期的经济利益，而是指向长远的社会效益。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