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要使文章传至永久，首先要在内容上有大的创新，同时也要求在语言风格上有文采。孔子说得好: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要长远流传，必须要有文采。如何使文章有文采? 似乎没有一定之规。主要是心中有读者，要使读者爱读爱看。

我以为如果除了会写论文之外，还会写散文，如果能把散文的笔法运用到写论文上来，是可以使文章有文采的，因为散文必须有文采才行。用散文的笔法写论文似乎比较有文采。

用散文的笔法写论文， 有很大的风险。

我有一个亲身的体验。

前些年，我写了一篇关于批评现代派否定贺敬之诗歌的文章《论艺术的失落和回归》。

我认为他们之所以否定贺敬之同志的诗，在《20 世纪文学经典·诗歌卷》一首都不选贺敬之的诗，是因为他们根据西方“美是无功利的”而否定革命文艺之美，这是对“美学的失落”; 他们不懂中国古代伟大诗人屈原、李白、杜甫等人都是以政治抒情诗见长的，这是对“诗歌史的失落”; 他们不懂艺术的本质是交流感情的工具，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正是充满革命感情的，他们的否定是对“艺术本质的失落”。文章写成后，通过一个老战友转给江苏省社科院的一个学术刊物，结果编辑先生在退稿信上说: “文章内容很好，只是语言是散文风格，不适合学术刊物发表，最好投文艺报刊。”这封信我还作为一份主张八股文风的奇文保留着呢。

后 来，这篇文章收入几种评论贺敬之同志诗的论文集之中，被认为是最有新意的好文章之一，受到不少人的欣赏。这件事说明一些学术刊物的编辑比较喜欢死死板板的空头大论，认为学术刊物的文章不能有一点文采。如果有文采，很新颖，很泼辣，很尖锐，看起来就没有“学术性”了，这也是比较“保险”的。因为人云亦云、述而不作，不会出问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比较保险。

我很欣赏《文化学刊》提出学术论文要有文采的主张，这是符合当前时代的要求的，现在的时代是创新的时代。过去的论文要求述而不作，往往通篇都是介绍西方的权威怎么说，似乎引用的权威愈多，就说明他最有学问，而西方学术界的文风一般是比较呆板的，甚至是以晦涩难懂为高深的。我们的许多学术文章和编辑先生可能认为这就是一种“学术规范”，于是形成了一种风气。这种文风刮了许多年，现在要改变，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是力求创新的学者，那么在文风上，一定是要求有文采的，因为有文采，才能使得读者喜欢看， 才能“行远”。

如何使文章有文采呢?

我以为，首先要内容有创新，因为创新需要激情，带着激情写文章，必然有文采。所谓文采，不只是修辞问题、语言问题，更重要的是风格问题。风格就是人!如果是一个创新的人，必然文章有激情，必须以一定的文采才能体现出创新的内容。

马克思是最有创造性的。他在写完文章之后，一定要进行语言文字的艺术加工，他认为这是不可少的一个工序，就像动物生下了小崽子，必须把它舔一舔。这是非常愉快的事。所以，人们都可以看到马克思的文章绝不是板着面孔的而是很有文采和激情的。许多文章甚至是带有很强的辩论性的。

我以为学术论文的文采就是要求文章“准确、鲜明、生动”，这是对所有的文章的基本要求，当然也是学术论文的基本要求。毛泽东也是最有创造性的，他在《反对党八股》和《对晋绥日报人员的谈话》这两篇文章说得很好。他说，文章风格要“尖锐、泼辣、鲜明”“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革命风格”。如果我们的学术论文都能够如此，那就可以说是有文采的了吧。

说说容易，要做到很难，这要求我们学习好语言的运用。巴尔扎克说他下了很大功夫才掌握了法语的特点。毛泽东也说: “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力气去学呢? 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夫不可。”如何学好语言? 毛泽东提出三条: 第一，向人民大众学习语言，因为人民的语言是生动活泼的，语汇是非常丰富的; 第二，学习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如新鲜的用语; 第三，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成分。

我以为这是值得注意的。我们要在平时注意学习语言，更要在写作时注意文采，使文章生动活泼，引人入胜。

总之，我以为语言的文采对于学术论文来说，就是要求学术创新，观点鲜明，内容充实而不空洞，语言尖锐、泼辣，风格生动活泼。这就可以使读者爱读爱看，节省精力，事半功倍，否则，不为读者着想，必然“言之无文， 行而不远”，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