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浙江大学药学院一位博士后为第一作者，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一系列学术论文，日前因涉嫌数据造假、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行为而被撤销。这一系列造假行为对中国医学界的国际学术声誉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据统计，迄今为止，这组被媒体披露的造假和学术不端论文已多达14篇。

论文造假为何屡禁不止？为何本该视学术声誉为生命的科研工作者要铤而走险？这些不断出现甚至批量生产的假论文伤害了谁？为何监管机制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一事件的曝光，引起了各方的深思。

论文的“死结”

“还有一年就毕业了，现在 SCI 论文还没有着落。”天津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郭战军有点担忧地说。

正在该院泌尿科攻读博士学位的郭战军告诉记者，对于博士生来说，论文就是个“死结”。如果没有论文发表，甚至论文不能走出“国门”的话，就可能意味着即使课题顺利完成、所有成绩全部合格，最终也无法拿到学位证书。对于指望拿到博士学位后再去谋职的学生来说，这是致命的。

将论文与学位证书挂钩，是我国大多数稍有名气的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对博士生的普遍“硬要求”。郭战军告诉记者，在他所攻读的泌尿医学领域，想发表SCI 论文，只能将目标瞄准国外学术期刊。因为即使国内该领域顶级的《中华泌尿外科杂志》，也没有被SCI收录。

这一严酷现实，让大多数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背负着沉重的压力。

北京某医院一位艰难通过论文关的医生指出，在读博士设计课题时就一个目的——能在 SCI上发表文章。所以，搞临床的都跑去做实验室研究了，这样比较好发文章。这种不问是否与所学专业相关、只求论文发表的现象，让人颇感无奈。

学术造假已对我国的学术声誉造成了严重影响。2008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数据，其中《工程索引》（EI）数据库统计，2007年中国科技人员发表期刊论文7.82万篇，首次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但是，中国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4.6次，尚不到世界平均值（9.5次）的一半。如此高的论文数量和如此低的论文引用率，应该值得高校与科研机构反思。

科研体制的致命伤

浙江大学药学院造假事件曝光后，相比社会的愤慨和震惊，医学界的反应反而值得关注。记者浏览丁香园医学论坛，发现不少医学科研工作者反应平静，甚至为违规的博士后叫屈。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不久前曾就如何看待学术不端行为，对北京等4个城市14所高校和研究所的1903名应届博士生做过调查，得到的回答耐人寻味：有39%的受访者回答“值得同情”，23%的受访者表示“可以原谅”。

一位科研工作者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目前我国科研体制存在着弱点，整个科研环境很浮躁。一个课题申请到后，往往要求“短平快”，要求科研工作者以最短的时间、最少的投入产出最大的成果。这种急功近利的科研心态，严重违背了科研自身的规律。

他说，科学研究应该宽容失败，即使研究失败了，但至少证明这种方法行不通，这本身也是有科研价值的。但在目前的体制下，做到这点很难。一些科研工作者从着手一项课题研究开始，就要“有所交代”。即使无法拿到创新性的结果，发表几篇文章是一定要的，而且越在影响因子高的杂志上发表，越代表科研的成绩。而这一切，又反过来影响下一个课题的申报。

有专家指出，学术论文之所以被看重，甚至有人不惜造假来取得，正是因为科技资源的配置和成果的联系过于紧密，论文与科研工作者申报课题、衡量学术成果、职称晋升等切身利益挂钩。这已成了我国学术界的致命弱点。

低廉的违规成本

有专家指出， 伪造或篡改原始实验数据，甚至抄袭、剽窃他人成果，如果违规成本非常低廉，付出的代价也很少，就难以阻断一些科研工作者铤而走险。

让学术界印象深刻的是，震惊全球的贝尔实验室科学家造假事件。2002年，这家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工业实验室在发现简·亨德里克·舍恩曾大量伪造实验数据后，中止了与他的雇佣关系，将其开除。不仅如此，舍恩的母校——德国康斯坦斯大学也宣布，褫夺1998 年授予他的博士学位。

32岁的舍恩曾是明日之星，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一口气在《科学》、《自然》等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十几篇，而且涉及众多前沿领域，不少人都看好他迟早问鼎诺贝尔奖。但造假事件被揭露后，他受到了毫不留情的“极刑”。在舍恩事件中，贝尔实验室直面外界质疑、认真处理科研人员不端行为的做法，受到了科学界的普遍肯定和好评。

不久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也公布了一批违规事件的处理结果。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是，除了两起事件的处理是“点名道姓”外，更多的违规者享受到了“特别关照”——“内部通报”，其姓甚名谁、所作所为外界已无从知晓。有人对此点评说，正是有关管理部门的“心慈”和“手软”，导致了今天科研诚信缺失现象愈演愈烈。

一位学者对此坦言，反观我国出现的各种造假事件，涉及的科研单位都会本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心态，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只打苍蝇，不打老虎，一些本该承担责任的负责人也会奇迹般地逃过惩罚。这位学者说，正是由于违规的成本太小，才导致规则成摆设、“潜规则”被热捧，才导致循规者吃亏、违规者得利。

监管机制的缺失

14篇论文，跨数年时间，不禁有专家感慨监管机制的缺失，并质疑为何监管机制没有发挥作用？谁应该承担监管责任？

不少人把监管责任指向导师。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小斌说，导师被学生发表造假论文所牵连的事件已经很多起了，尽管每次都是“学生擅自挂名，导师并不知情”，但导师确实需要承担部分责任，至少应承担导师所应尽的指导和自我监督的责任。

陈小斌说，作为导师，首先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如果默许或者纵容学生在自己毫无贡献的论文上挂自己的名字，以从中分享本不该属于自己的那份荣誉，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掉入某个陷阱，为自己未尽的责任做出不必要的牺牲。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安年也指出，署名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义务。现在学术界大量存在名人挂名主编、课题组审查和结项名人参与签署结论、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名人参与充数的现象。这些整天忙于应酬的名人，往往根本没有时间看这些论文和学术成果就大胆应承和签字。他们拿了丰厚的报酬并享有盛名，但是一旦出了问题却推说没有自己的责任。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不负责任，应当受到道德谴责。

此外，还有专家指出，科研部门不能仅仅成为科研论文的统计工具，应该适当跟进科研进程。一些部门投钱资助科研人员从事课题研究，不能只付钱不跟踪研究成果，要积极发挥内部监督的作用。同时，需要从社会层面来建立监管机制，形成各级科技部门共同监管的局面。

学术造假可否防微杜渐

学术造假如何预防？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去年 12 月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表示： “加强科学道德规范建设，保证科学的学术信誉，维护科学的社会声誉，已成为当前我国科技界的重要任务。”

据了解，教育部已颁布《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也发布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处理学术不端行为暂行办法》，中国科协发布过《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等条例。然而，这些条例还需要一些“硬要求”。

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做法也许可以提供一些借鉴。这所大学曾发生过严重的学术造假行为，之后加强了预防教育工作，同时学校专门设立了调查机构和处理程序，防范学术不端行为。

今年年初，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也提出学术不端“零容忍”，对于学术成果粗制滥造、低水平重复、东拼西凑、隐匿学术源流、抄袭剽窃他人学术成果、无偿占有学生的学术成果、学术研究成果的“老板化”和“主编制”、攀附著名学者来自我包装低劣学术成果、一稿多投等12 种行为，一经发现，即要求当事人“重复实验”，并邀请同行业的专家组成专家委员会鉴定实验结果。一旦认定有违学术道德，予以年终考核不合格、停止招生资格乃至解聘等处理；触犯法律的，将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学术造假应该属于法律范畴还是道德范畴，争论由来已久。但无论是属“法”还是属“德”，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纷纷指出，对于学术论文造假的防范，要多管齐下，从体制和源头上找原因，这样才能真正改“堵”为“疏”，改“惩”为“防”。

事件回放

贺海波，2006年6月博士毕业后进入浙江大学药学博士后流动站进行博士后研究，合作导师为浙大药学院院长李连达院士，研究室主任为吴理茂副教授。2008年5月，德国《NSA 药理学》杂志刊登贺海波为第一作者的文章《丹酚酸B 和贝尔普力对小鼠慢性心肌梗死心脏保护作用的比较》，其他作者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著名中药药理学家李连达和浙大药学院药理实验室主任吴理茂等人。波兰《药理学通报》杂志2008年第60卷刊登题为《丹酚酸B和贝尔普力对小鼠大面积心肌梗死心脏保护作用的比较》，作者为贺海波、吴理茂、李连达等6人。前面的实验针对慢性心肌梗死，后者针对的是急性心肌梗死，两个完全不同的实验，实验数据竟然一致。全欧中医药协会联合会副主席祝国光因此向两家杂志社进行举报。随后，两家国际杂志分别发声明撤销该论文。

事发后，浙大校方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根据目前调查的情况，贺海波剽窃论文情况属实，其在进入浙大博士后流动站后共发表了8篇论文，其中1篇发表于2007年，7篇发表于2008年。在这8篇论文中有两篇剽窃其博士生导师的研究数据；有两篇部分是自己的实验数据，部分是剽窃内容；有一篇是一稿两投，实验数据是自己完成；有两篇实验数据是自己完成，其论文中还存在不少图表、数据张冠李戴的情况。

贺海波承认，论文剽窃、一稿两投、擅署他人名字、擅署基金支持、捏造知名专家帮助修改英文的事实等均为个人所为。他在“检讨书”中称，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在李连达院士毫不知情的情形下进行的，而且在没有征得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把李连达的名字署在他所有的文章内。依据《浙江大学学术道德行为规范》，2008年11月13日，浙大撤销了贺海波的副教授职务和任职资格，随后贺海波离开浙大。